忆陈云 说党风

忆陈云  说党风

——写在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

郭  扬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共和国开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发展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我们党的建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卓越贡献，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陈云同志与党的纪检工作有着不解之缘，在党的纪律检查和作风整顿工作中做出了历史性突出贡献，为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在新时期，党中央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及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同时把全面从严治党列入“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为我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时值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更加思念他老人家，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决心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风范，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追忆和纪念陈云同志，就要以他老人家为共产党员的标杆和党员干部的楷模。

“绝不能玷污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称号”

陈云同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至1944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代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其间对党的作风整顿和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解放》第72期上发表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文中写到，党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

第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

第五，群众模范。

第六，学习。

只有具备以上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我们绝不能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称号。

在陈云同志看来：“一个人最愉快的事，就是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将一事无成。一个人为党做好工作，这是完全应该的，有了成绩，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儿事，如此而已，一点儿不值得骄傲。”这充分体现了他“计利当计天下利，谋事当谋百姓事”的高尚为民情怀和伟大思想境界。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延安时期在同毛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陈云同志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他总结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是唯物论，后六个是辩证法，总结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78年至1987年陈云同志一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其间陈云同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个阶段被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称为“我国反腐历程中的黄金时期”。

1979年1月4日，中纪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在《准则》起草过程中，陈云同志亲自把关，多次对起草工作给予指示。起草《准则》的主要依据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有许多规矩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1、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2、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3、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4、坚持党性，根绝派性；5、要讲真话，言行一致；6、发扬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7、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8、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9、同错误倾向作斗争；10、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11、接受党和群众监督；12、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1980年11月，就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期间，陈云同志提出一个令党内外震撼的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一论断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全党的座右铭。李永忠说：“这一论断的提出，是陈云最大的理论贡献。陈云同志主张全党抓党风，而不只是纪委抓，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委承担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是纪委书记，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

陈云同志一生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家人和工作人员。他立了一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家属和工作人员，凡是有人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外宾送的礼品也要上交。一次，一个亲戚给他家送了一个榆木切墩，本来不值什么，但陈云同志硬是让家人把切墩折价，给了亲戚几元钱。他说：“我是纪委书记，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他曾开玩笑说：“如果主席和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在陈云同志看来，其身正，方能正人。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在细微点滴之处，在举手投足之间，都代表着党的的形象。上世纪50年代末，陈云同志参加郑州会议后，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悄悄在他乘坐的那节车厢里装上了几只鸡，他硬是让人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他觉得这是腐败作风。陈云同志一直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钱，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赐”的道理。

陈云同志一生始终如一地艰苦朴素，厉行节俭。医生吴慰然说：“陈云同志一直是粗茶淡饭，中午两菜一汤，没有贵重菜和补品，更不吃山珍海味之类，菜谱每周一轮，都是一些家常菜，晚饭常年是青菜豆腐，甚至过春节时也是如此。每次吃完饭，碗底总是干干净净，盘底的剩汤也要喝掉，用馒头擦干净盘底子上的油。” “粗茶淡饭”、“布衣素食”是陈云同志生活的真实写照。他的绝大多数衣服、生活用品一用就是几十年，很少添新的，买贵的，用好的。例如，他有一件坎肩，自解放东北时开始穿，一下穿了38个春秋，直到1984年，坎肩上有32个不同布料的补丁。后来这件坎肩被存放在了博物馆内。类似的生活事例不胜枚举。1938年初，陈云和于若木在陕北举行婚礼，所有的花费只用了一块钱，仅仅买了些花生、瓜子、糖果，让几个战友和同志来共同庆贺了一下；同样，其长子陈元，1972年春节举行婚礼，是陈云夫妇婚礼的翻版，一间房做新房，唯一的装饰是墙上贴的红囍字，参加婚礼的客人只有6位，没有酒席，只买了些香烟、瓜子、水果糖。古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其精神内涵为陈云同志终生所践行。

“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发言时着重提醒全党要树立“求真务实”之风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不得半点儿虚伪、虚假，这是党风中最根本的一条，也是党风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党员不仅要有勇气面对敌人的酷刑、屠刀、枪林弹雨，还要有勇气坚持原则，维护真理，抵制各种错误。”他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敢于反对不正确的意见，哪怕是来自上边或者已经成为主流的意见。他最欣赏在原则上“能顶”的干部，称赞这种人是“头皮硬”，最瞧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

陈云同志十分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的名言是“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他强调，“讲错了不记账，这不算错误，讨论问题嘛！有钱难买反对意见。我们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他还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讲真理，怎样对老百姓有利，就怎么办。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要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勇往直前。”

粉碎‘四人邦’后，陈云同志由在文革中被“靠边站”重新参与了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他十分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大科学论断。他在党中央作出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彻底驳乱反正，纠正我党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和错误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宝贵的贡献，为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陈云同志是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行为频发，特别是走私贩私活动在开放前沿地带情况非常严重，甚至有的国家机关、执法部门也参与了走私贩私活动，人民群众极其不满，颇有怨言。如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经常借“视察”名义把大量贵重缉私物资据为己有，并且大肆收受港商贿赂，违纪违法所得总额达6.9万元，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陈云同志悉知情况后厉声说：“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他在相关《信访简报》上批示：“我主张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之后不久，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8个月后，海丰县县委副书记叶妈坎也因巨额走私罪被判处死刑。

1983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绝大数多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取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引起陈云同志重视的另一个案件是原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案。杨义邦在未弄清香港某皮包公司实力情况下，贸然同该公司负责人柯某签订了6亿美元的贷款备忘录，并给柯某以北京燕山石化公司顾问的名义，使柯某得以用我国一个大型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在国际上招摇撞骗，给我国的国际信誉造成了很大损害。由于杨义邦和某个中央领导有特殊关系，中纪委办案人员在查办这一案件时遇到了较大阻力，连参与讨论此案的中央书记处的有些同志都顾虑重重。陈云同志知道后立即给这位中央领导拨了电话，强调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同志交代。”1982年7月22日，中纪委报中央书记处同意，给予杨义邦留党察看两年和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并建议撤销他的党外一切职务。8月1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

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和刑事罪犯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陈云同志插话说：“杀一儆百嘛，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1986年2月1日，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之子胡晓阳等高干子弟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机关搞权钱交易，在社会上和政界里流行“不吃不喝，经济不活”，“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等歪理邪说和歪风邪气。1984年10月17日，陈云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提出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党时期或是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尽管一些犯罪分子自恃有强大后台，给案件的查处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但党中央和中央纪委态度非常明确：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依法处理。陈云同志指出：“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这与新时期党中央确定的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党委承担主体责任、纪委承担监督责任的指导思想是十分契合的。

那段时间中纪委办案人员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同志要求他们平时注意安全，坚决不能妥协，他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及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影响越大，危害越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陈云同志时常叮嘱子女及中纪委工作人员平时要注重个人安全，上下班的路上要特别小心，防止坏人打击报复，背地使害。

针对一些经商的干部子女同违法分子、不法商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这一腐败现象，在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下，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迟早都要查的。”

陈云同志家规很严，家风很好，他是“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这一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的忠实践行者。他一生中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功高如山、德高望重，与他长期注重树立良好家风，严格要求家属、子女、部下、身边工作人员等也是有一定联系的。陈云同志多次说过：“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绝不允许他们倚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子女、部下、秘书、亲戚等均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不搞任何特殊化，不沾公家和别人任何便宜，他们除了接受陈云同志谆谆教诲之外，不能从陈云同志身上沾任何的光。且不说子女，老红军老革命出身的夫人于若木都是经常骑自行车上班，没有搭过他一次便车。80年代中期的一天，陈云同志把小儿子陈方叫进办公室，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极坏。在这方面你得注意，绝不能跟他们一起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陈方作出保证后才被允许出去。陈云同志常对子女、秘书、及战友的子女说：“你是你，我是我，不能觉得比别人优越。”“你们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做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做一个普通人，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不能以一个革命功臣的子女自居，我也不是革命功臣。”他还教育子女和秘书要“诚实本分、勤于学习、诚信待人、切忌张扬，要靠真本领吃饭，靠讲诚信立身。”“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拿，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是要查的。”

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切实树立起良好的家风。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苏荣等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教育好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等，他们在非法的利益取舍上失去了理智、道德和对法纪的敬畏。

“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陈云同志刻苦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小学，但他靠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勤奋思考，具备了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同志不断提醒要解决好创新问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说：“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做到学以益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陈云同志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党员，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贯反对特权，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对奢侈浪费，反对腐败，也反对在党内搞个人崇拜。他常说：“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陈云同志在调查研究或视察工作时，强调“不接不送”、“不请不到”，电话上能解决的问题尽量不让基层干部跑腿，尽量减少对时间、精力的浪费。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已经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不能把他在待遇上、宣传上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陈云同志坚决把自己的那辆退回。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中央决定五大书记都被定为一级，他主动把自己改成二级。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陈云同志在填写个人履历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总是写上“小学”二字。他说：“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一辈子都要有小学生般的心态，认真求知求真。”1949年陈云同志家从东北搬进北京，就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一住就是近30年，直到1978年，才因工作需要搬进中南海。房子旧了，年久失修，甚至到了局部进风入雨的地步，他也不让修缮，他总是说，这样就比周边居住的人家和很多群众的住房条件好得多，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等好转了再修不迟。1959年2月，陈云同志专门给中央写信，表示非常赞成死后火葬，并诚恳说到自己死后遗体可以解剖，供医生进行医疗研究。

陈云同志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情系百姓，一心为民，高度重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东西。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为群众谋福利。”“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标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事实上陈云同志的说法体现了“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陈云同志认为，发展经济应该首先考虑民生。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他强调“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陈云同志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陈云同志就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共同发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为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并下决心做好党的领导干部队伍新老合作交替工作。陈云同志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队伍，并主张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常委共同主动地从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高风亮节。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说过，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官职之高，名声之大，权力之重，而在于他利用这些优势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话，得民心者必为民所爱。陈云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但人民永远爱戴他。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在我们党的历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和前进中，在管党治党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所表现的坚定信念、伟大气魄、卓越智慧、光辉形象和他为党、为国、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光照后人！

（驻马店市第一高级中学  郭扬  2015年7月）